汪曾祺·沙家浜·江青
提起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，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大都会印象深刻，因为这是当年红透大江南北的革命样板戏。汪曾祺在其中的贡献可谓巨大，他是该剧主要执笔和统稿者。汪曾祺参与《沙家浜》的改编时，其才华得到江青的赏识，开启了他在政治漩涡边缘游走的状态。江青对样板戏近似苛刻要求，以及汪曾祺对剧本词句的精益求精，让《沙家浜》大放异彩，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。《沙家浜》经典化语言、经典化唱腔、经典化人物、经典化表演成就了江青，也成就了汪曾祺。当然，文革结束后，汪曾祺就因与江青的关系毫无悬念地被审查，反复交代和检讨问题，这让汪曾祺一度想剁指明志，不再写任何东西。
沈从文和汪曾祺（左）
汪曾祺（1920.03—1997.05），江苏高邮人。少时尤爱唱曲，拉胡琴。西南联大求学时师从“乡土文学之父”沈从文，读书期间又涉猎昆曲，还酷爱吹笛。毕业后在昆明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数载。1958年，他因得罪人，被补划成右派，在河北张家口劳动改造。1960年，他被摘掉右派帽子并结束劳动改造，但原单位却不肯接受他的回归，1962年，汪曾祺凭写过的一个京剧剧本，经朋友活动，调到北京京剧院，担任剧团编剧直至去世。汪曾祺在剧团期间，写过很多本子，最出色的是《范进中举》，名气最大的当属样板戏《沙家浜》。京剧《沙家浜》的前身是沪剧《芦荡火种》。1963年，江青看过沪剧《芦荡火种》演出后，觉得该剧很有革命性和戏剧味道，就想把它改为京剧，北京京剧团接受了改编任务，汪曾祺担任剧团创作组执笔者，虽排在京剧剧本编剧的末位，但却是最得力的执笔者。改编后的京剧剧本取名为《地下联络员》。
沪剧《芦荡火种》剧照
汪曾祺他们用了一周时间把剧本改好，剧团也进行了突击排练，准备在1964年元旦上演。江青看了彩排非常失望，紧急叫停了演出，要求继续修改，改好了再演。江青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她总结了 50 年代出现过的，一批京剧现代戏失败的教训，认为这些戏没有能站住，主要是因为质量不够，不能和传统戏抗衡。她后来把这种想法发展成“十年磨一戏”。汪曾祺也觉得为赶任务的初稿确实粗糙。于是，剧团决定重写编排这出戏。二次修改中把剧名恢复到了沪剧的原名《芦荡火种》。二稿剧本修改以汪曾祺为主，经过修改，无论是剧本还是舞台艺术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。唱词中的俗中见雅、浅处见才、透示出浓厚的京剧韵味，得到了江青的夸奖。江青在观看彩排时，问陪她看戏的肖甲：“词写得不错，谁写的？”肖甲据实相告，江青才知道团里有个汪曾祺，从此二人结识。
江青对京剧比较内行，对唱词好坏有很强鉴别力。他对《芦荡火种》剧本的修改，给出了不少好的建议。如大家耳熟能详的“智斗”这场戏中，阿庆嫂与刁德一和胡传魁之间，以团团转的圆场调度来巧妙周旋的“背供戏”（旁白)，就是由汪曾祺按照江青的建议执笔完成的。原来这场戏只是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“背供”唱。江青提出，要把胡传魁拉进矛盾里来，这样不但可以展开三人之间的心理活动，在舞台调度上也可以出点新东西。汪曾祺当时就预言：“《智斗》肯定会传下去。”现在证明汪曾祺此言不虚。江青为样板戏的确实花了很多心血，她抓戏时，对主要演员服装穿着，补丁打在哪儿，阿庆嫂裤子镶什么边等都一一指导，连新四军草鞋上的红绒球也都来自她的主意。为了“芦花白早稻黄绿柳成行”一句唱词，她亲自到故事发生地常熟看这句词是否符合季节特征。在琢磨“穿过了山和水沉睡的村庄”唱词时，她生怕有误，专门去了解常熟那一带是不是有山。江青这样夜以继日的投入和内行的修改，是其他的高级干部难以达到的。
毛主席接见《沙家浜》创作团队
1964年6月5日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在北京开幕，京剧《芦荡火种》参演，演出广受好评。7月23日，毛泽东等领导人观看了京剧《芦荡火种》，毛泽东在演出结束后上台接见演员，连赞“阿庆嫂演得好，郭建光演得好，刁德一演得好”。几天后，江青又到剧团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些建议：“要突出武装斗争，强调武装斗争消灭武装的反革命，戏的结尾要打进去。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，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。”毛泽东还提议：“剧名改为《沙家浜》好。”他解释说：“芦荡里都是水，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？再说那时抗日的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，而是火焰了么。”为此，汪曾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修改了剧本，并把剧名改为《沙家浜》。1965年5月，江青在上海审查通过了《沙家浜》，并把这出戏定为“样板”。“革命样板戏”叫法被正式叫响。汪曾祺后来回忆说，江青对于《沙家浜》一抓到底，从剧情、人物到唱腔、舞美、表演都要亲自过问。正是在江青“十年磨一剑”的严格要求之下，《芦荡火种》最终被打磨成为经典样板戏《沙家浜》。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北京京剧团尽管是“江青同志的试验田”，也没能逃脱这场风暴。汪曾祺被批判为“老右派，新表演”，说汪曾祺出生地主，本性反动；因为反党，当了右派；摘了帽子，死不悔改，宣扬封建糟粕，继续反党反社会主义。出乎意料的是，1967年4月20日中午，汪曾祺突然接到通知，让他下午四时到剧院军代表李英儒办公室去。李英儒向他宣布：“准备解放你，你准备一下，向群众作一次检查。”汪曾祺对剧团群众作了三分钟的表态，除了承认错误外，还激动地说：“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‘样板戏’上尽一点力，我愿意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！”汪曾祺被人带到钓鱼台国宾馆，受到江青的接见。嗣后，汪曾祺就随时听从江青的召唤数年，讨论《沙家浜》的修改与排练。1970年5月15日，江青找汪曾祺讨论《沙家浜》，以便定稿发表。江青说哪句要改，汪即根据她的意见改，直到江青认可。全剧通读修改完毕后，江青很满意，汪曾棋也认为自己“应对得比较敏捷”。有一次在《沙家浜》定稿时，讨论到第二场时，姚文元提出：“江青为了这场的朝霞，花了很多心血，现在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。”江青让汪曾祺想两句，汪曾祺当场就写出了：“朝霞映在阳澄湖上，芦花白早稻黄绿柳成行。”江青对此非常满意。当月，《沙家浜》定本，在《红旗》杂志上发表。
江青认可汪曾祺的才华，就给了汪曾祺不少关心和荣誉。文革前，江青赠给汪曾祺一套非常珍贵的线装版《毛泽东选集》，她在扉页上写了“赠汪曾棋同志，江青”几个字，汪曾棋当时备感珍惜，心存感动。1970年5月21日，汪曾祺登上天安门城楼，与首都百万军民一起集会，拥护毛泽东的“520声明”（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，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》）。汪曾祺作为文艺界代表，名字出现在新华社当天的新闻稿中。这对汪曾祺而言是无限的殊荣，他跟家人描述时很兴奋，说见到了毛主席，林彪讲错话。1972年2月15日，江青又指名汪曾祺参加政治局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。汪曾祺心中明白，自己家庭出身不好，没有打入十八层地狱，这与江青对自己的关照大有关系。汪曾祺后来说：“我对于许多人刻骨仇恨江青没看到，也没感受到。我一直感念她的好处，她一到节骨眼上，就想起我，我就给她拼命干。有的同志说我是‘御用文人’，这是很丑恶的称号，但这是事实。”
据汪曾祺回忆，江青不仅懂戏，她对剧组的文人包括汪曾祺本人，表现得相当客气和宽容。江青如此态度曾让汪曾祺诧异，因为当时场面上的那些高级首长见了江青，一个个都是点头哈腰、奴颜卑膝跟孙子似的。江青那时谁都训斥，唯独没有训过汪曾祺。汪曾祺与江青交往时感觉很轻松，他是唯一可以在江青面前翘着二郎腿、抽烟的人。江青对汪曾祺写作才能的赏识，让汪曾祺觉得自己被人理解了，有知遇之恩的感觉。“我当时很感恩的，我的这种思想延续了很长时间。”他在剧团曾经把江青历次对《沙家浜》的指示制成卡片，供导演和演员参考。汪曾祺先后为《沙家浜》写过三篇文章，其中一篇《披荆斩棘，推陈出新》刊登在《人民日报》上。在第一届全国样板戏交流会上，他奉命二次到大会上作过有关《沙家浜》的报告。有一次在剧团传达江青接见的情况时，他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议喊三声“乌拉”，以示庆贺。汪曾祺那时对江青也陷入狂热和迷信的地步。
汪曾祺与妻子施松卿
江青倒台后，汪曾祺觉得他和江青只是工作关系，他没整过、害过人，自信自己没啥问题。还说江青在《沙家浜》初期还没有结成“四人帮”，没有反党篡权的野心，并表示这段问题搞起来要慎重。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却认为，文艺界清查不彻底，高压锅做夹生饭，火候不够，要采取非常手段。很快，汪曾祺被宣布为“江青余党”，一挂就是两年。审查期间，他先后写下了十几万字的检查材料。汪曾祺感觉那段日子很憋屈，回家喝酒时，发起了脾气，“这些混蛋、王八蛋，一点都不懂政策！”以至于后来还写了：“栀子花粗粗大大，又香得掸都掸不开，于是为文雅人不取，以为品格不高。栀子花说：去你妈的，我就是要这样香，香得痛痛快快，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！”他儿子开导他说，“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，跟江青又没有什么一致的思想认识，就是有点知遇之恩。”汪曾祺想了想说：“对！对！”汪曾祺后来说：“多年父子成兄弟。”
汪曾祺一生经历过不少的苦难、挫折，好在他始终能保持豁达的心态。汪曾祺从甲子之年开始了他的文学人生，写了不少散文、随笔和小说。其中《我的解放》、《关于〈沙家浜〉》、《“样板戏”谈往》、《关于于会泳》等文章，回忆反思了样板戏，以及和江青的过往。在他看来，样板戏也有可资借鉴的地方。江青倡导的“十年磨一剑”的艺术追求，对于经典戏剧的创作是十分必要的。“有人说样板戏都是别人搞的，江青没有做什么，江青只是剽窃，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。对于样板戏可以有不同看法，但是企图在样板戏和江青之间划清界限，以此作为样板戏可以重出的理由，我以为是不能成立的。”汪曾祺如是说。